1945 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 · 杜勒斯详细勾勒了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符合）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历史”；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而不间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
“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
“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俄罗斯］尼 · 伊 · 雷日科夫，新华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 页。】
尽管艾伦 · 杜勒斯提出了上述 “和平演变” 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也就是当今人们所谓的“软实力”，但美国当局还是重视不够，而是相信自己的“硬拳头”，这就有了美国在海外发动与领导的战后迄今为止最大的两场战争，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艾伦 · 杜勒斯等人 “和平演变” 的战略却开始逐步有所收获。1956 年苏共二十大和 “波匈事件” 发生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 · 杜勒斯（艾伦 · 杜勒斯的哥哥）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 “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
1957 年 6 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 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 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
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 年 11 月 12 日，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 “和平演变” 的问题。他说，杜勒斯在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
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的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27 页。】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的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 “和平演变” 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十分可惜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在国内实施具体的过程中，发生了 “左” 的偏差，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不应有的严重损失。
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433 页。】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明知大潮一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甚至可能导致 “文化大革命” 的彻底失败，但他仍要决心一搏。
他原曾设想仅通过 “文化大革命”这一形式，从青年一代中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地派性武斗不断并致使工农业生产下降。1967 年 5 月，他在接见某国外代表团时指出：“本来想在知识分子（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489 页。】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524 页。】可能就在此时，毛泽东放弃了自己在没有经过生产一线锻炼过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直接培养接班人的想法。
1968 年 12 月，毛泽东下达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指示，“文革”中 1600 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农民这一中国人口中最多最底层的群体朝夕相处，对中国这一特殊国情的亲身体悟，已经是这批知识青年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 “和平演变” 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
我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普通工农等生产劳动者在这个历史阶段都会占绝大多数。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三大差别，是一个相当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因此，要培养党和国家永不变质所需要的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集团，就必须走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最基本群众相结合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 “和平演变” 的理论，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反和平演变” 的理论。只不过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一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一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和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
@明镜台：
美国在和苏联冷战初期就已经制定了文化战和心理战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给文化战和心理战下过这样的定义：
有计划，有组织的，运用新闻宣传出版物等非战斗手段，散布和传播某种思想和信息，以影响他国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实施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
美国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充分利用无线电广播、电影、报刊等传媒手段来影响和改变他国民众的态度，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新闻宣传，其核心任务都是推销美国思想。
美国国会对相关部门的要求是：心理战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前进，而他们却认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方向。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谎言和欺骗都是被允许的。
如果教会了对方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迟早会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
1948年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在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又称为史密斯蒙特凡法案，其中规定要把对外宣传和国际文化交流结合在一起，国际文化交流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正面形象，削弱苏联的影响力。
而且要依此培养出一批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知识精英和意见领袖。然后再进一步，通过这些人去影响他们所在国的民众思想和国家意志，从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领域的知识精英，还有重要部门的关键人物都变成了精神美国人，那么他们对于所在国的国民影响将会是什么样？
这些人做出来的文化产品，文艺作品，甚至是印制的教科书，出台的相关政策都一定会带有美国色彩。
他们也会更自觉自愿地帮助美国，把所在国的国民价值观改变为美国的价值观。
到那时，美国便可以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就驯服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且这种精神上的战力比武力占领更低成本，更长远，也更牢靠。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曾说过：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扭曲、篡改、丑化、虚无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将会对这个国家的现实存在产生核弹级别的打击效果。
看看冷战时期美国对前苏联做了些什么吧。
丑化和妖魔化这个国家被视为光荣和骄傲的历史人物和英雄人物，通过各种手段在道德上对这些杰出的人物进行诋毁和侮辱，把他们贬低到名声扫地、万劫不复的进步。
冷战的目标是针对公众的思想意识，真正上阵的是那些西方的媒体，他们用大量的信息对公众进行心理影响，最终控制和操控公众的意识，使人们接受了现实的假象，生活在幻想世界，从而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行动。
比这些西方文人更可怕的，是很多受到西方影响的苏联文人，这批苏联文人的批判效果往往杀伤力更大。
他们会为了讨好西方世界，融入西方社会，更加卖力、更加无底线地诋毁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这些人永远只盯着缺点和问题，并且可以把少部分人的缺点描绘为全民族的劣根性，把一定时期的暂时问题描绘为永远不可饶恕的罪恶。
不知道大家会从中看到多少人的影子？
他们不会理性客观的讨论这些缺点和问题存在的原因和脉络，并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一同寻找改善和解决的办法，他们只会一味的指责和批评，甚至只是一种情绪性的谩骂。
而西方世界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统治，对反抗者的血腥屠杀则被掩盖和美化。一部血淋淋的西方殖民史，却被描绘和美化成为一部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文明推广史。
这就是文化战和心理战，是在灵魂和大脑中的战争，是没有硝烟的新型战争。